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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Science在線發表了300,000-year-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southwest China(中國西南甘棠箐遺址30萬年前的木器)的研究論文，揭示了東亞地區最早的木制工具組合，同時首次為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運用木制工具開發利用地下植物根莖等食物資源的生存方式提供了關鍵證據。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以下簡稱“版納植物園”)古生態研究組劉佳研究員(現工作單位為成都理工大學)以及李樹峰研究員參與了該研究的孢粉學工作。

江川甘棠箐遺址位于撫仙湖南約5公里的一條自南向北流淌的山谷小溪西側的坡地上。遺址于1984年發現，1989年首次發掘。2014-2015年和2018–2019年又開展了兩個階段的系統發掘工作，共布設了4個探方(T1-T4)，揭露面積64㎡，發掘深度3.5-7米(圖1)。

根據多指標分析顯示，甘棠箐遺址的沉積物主要為河湖相沉積，是古撫仙湖湖岸湖/河流沉積的結果。木器出土地層是富含有機質的粘土沉積，缺氧的環境有助于木制品的保存。通過對動物群組合對比分析，以及古地磁、光釋光和電子自旋共振/鈾系法綜合年代測定，確定了遺址地質年代為中更新世中期(距今約30萬年)。

遺址共出土近千件木質材料，通過工具形態、加工及使用痕跡等的觀察分析，并與針對性模擬考古實驗結果進行對比研究，35件木質遺存最終被確定為人工加工工具。這些木制工具大小不一，形態多樣，其尖部形態可分為鑿尖狀、鏟尖狀、錐尖狀、鉤狀和凸緣狀等。其中19件標本保留明顯的削枝修型和加工使用端尖部留下的修削痕(圖2)，17件尖端保存有因使用而產生的磨光、條紋、纖維折斷和木質破損等痕跡(圖3)，這些加工和使用痕跡出現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且部分標本尖部和器身還保存有沖填土壤和植物殘留物，是甘棠箐古人類加工與使用木器的確鑿證據。木器中有兩件需雙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digging stick;圖3)，其形態與意大利Poggetti Vecchi遺址(約17.1萬年前)的出土標本相似。另有四件型制獨特鉤狀工具，可能用于切斷植物根系;其余的標本則為可單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相較于舊大陸西部遺址出土的大型木器(以狩獵工具為主)，甘棠箐的木質工具種類更豐富，尤以小型單手持握的木器為主，反映了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在木材選擇、功能性刃部預制方面具有前瞻性和計劃性，能根據不同的功能需求制作不同形態的工具。研究還揭示了在與歐洲和非洲不同的環境背景下，東亞古人類所具有獨特的適應策略和生存方式。生活在甘棠箐的古人類在亞熱帶環境中以植物資源為重要食物對象，而在歐洲舍寧根等北溫帶環境中，對大型哺乳動物的狩獵則明顯占據了主導地位。甘棠箐的木器組合顯示了有機材料作為舊石器時代加工人工制品的重要性，它們的制造技術與東亞和東南亞發現的石器明顯的“原始”性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木制工具可能在東亞中更新世古人類的生存和環境適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于木材是有機材質，易分解腐爛，對于保存環境條件相當嚴苛，舊石器時代保存下來的木質遺存較為稀少，而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木制工具則更為罕見，現有的證據僅在非洲和歐亞大陸西部有少量發現。甘棠箐木制品的發現不僅填補了國內舊石器時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時對探討木器的起源、加工技術、功能、演化發展等具有重大意義。

該論文還就遺址環境背景、其它伴生文化遺物和動植物遺存等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論述。孢粉學研究鑒定了40個植物科屬，指示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環境，其中包括多種水生植被類型(圖4)。多學科綜合研究進一步表明甘棠箐的古人類生活在溫暖潮濕的熱帶、亞熱帶環境，生存地域具備湖泊-草地-灌叢-森林復合生態系統。除了木制品外，遺址還出土了石器、軟錘和保存有切割痕跡的動物化石等文化遺物，充分展現了古人類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對史前狩獵-采集人群獲取食物資源的研究中，狩獵動物的證據很多，但采食植物的證據卻很少。甘棠箐遺址文化層中發現的松子、榛子、獼猴桃、葡萄等植物果實(種子)，以及遺址周邊古環境中生長的莧科、商陸科、葫蘆科、蕨類、莎草科、禾本科、澤瀉科等植物所具有的可食用葉片、種子、球莖與根莖等植食資源，對研究古人類采食植物對象、行為方式和食譜組合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與信息。

該項研究首次揭示了古人類對湖岸資源的認知能力與開發策略：通過攜帶特制木質挖掘棒有計劃地前往湖濱地區，針對性地采集地下塊莖類植物。這種行為模式表明中更新世東亞古人群已具備對可用資源的認知和前瞻、計劃性，能預判不同季節可食植物的分布，能精準掌握各類植物的可食部位，能為預期任務專門制作適用的工具。該證據鏈不僅證實植物地下貯藏器官在早期人類食譜中的重要性，更揭示了亞熱帶環境中工具制造與植物資源開發的協同演化關系。

該研究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等多家國內外科研機構不同學科的專業人員共同完成。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建輝研究館員為論文第一作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和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理學院李波教授為通訊作者。其他作者包括：英國?？巳卮髮W考古學系Robin Dennell院士，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阮齊軍副研究館員，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葛俊逸研究員、張曉凌研究員、王元研究員、沈慧副研究員、Thomas A. Stidham博士、靳英帥博士，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黃永江研究員，成都理工大學劉佳研究員，版納植物園李樹峰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鄧成龍研究員，香港大學李盛華研究員，云南大學韓非研究員，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理學院Kieran O’Gorman博士。他們分別承擔了相關領域的專項研究工作。

甘棠箐遺址的發掘、整理和研究得到了國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澄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江川區文化和旅游局、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發現項目、中國科學院戰略重點研究項目、香港研究資助局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經費支持。

圖1.甘棠箐遺址(GTQ)位置。(A)東南亞區域地圖，顯示了遺址及云南省會城市昆明市的位置。(B)數字高程地圖，標示了甘棠箐遺址、撫仙湖、玉溪市和江川區以及周邊地區。(C)遺址區域航拍圖，展示了遺址周邊及發掘探方(T1～T4)的位置。此圖中的A—B線對應于圖2A中的沉積剖面。(D)三維(3D)模型展示了遺址的地形地貌以及T1～T4探方的位置。

圖2.木器加工示意圖。(A)T2 - 1670。(B)T1 - 1898。(C)T4 - 193。(D)T2 - 1674。箭頭指示修削方向;白線圈出的位置為修削疤痕，因使用磨損或保存不佳導致邊界不太清晰。

圖3.木器T1-1901及其加工和使用痕跡。(A)削面及削面上的削痕。(B)平行條紋組。(C)削面(右下箭頭)及加工終止痕(右上箭頭和左箭頭)。(D)有削平和切割痕跡的磨蝕表面，木表面形成了小平面和加工終止痕(右箭頭)，以及磨蝕表面上一個寬淺的受損凹槽(左箭頭)。(E)尖端缺損(左箭頭)和被磨圓的加工面(右箭頭)。(F)斜切面及切割痕跡(左箭頭)和磨光痕跡(右箭頭)。(G)尖端刃緣的磨圓和磨光。(H)枝條被切除后保存的節孔，節孔內填充有沉積物，而枝領有修理痕跡并被磨圓。(I)殘留有沉積物的圓鈍尖端。

圖4,甘棠箐遺址孢粉組合圖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