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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3年和2024年，全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升溫，突顯了氣候行動的緊迫性。要為決策者提供有關氣候變化等復雜議題的科學建議，必須具備深厚的跨學科和跨領域理解能力。然而，面對數量龐大且日益增長的氣候變化同行評審文獻，個別研究者往往難以應對。為此，我們通過在線問卷（共收集到來自45個國家的188份回應）征求專家意見，優先梳理出十項在政策層面具有高度相關性的氣候變化研究進展。這些洞見涵蓋多個領域，從甲烷和氣溶膠排放的變化，到影響公眾接受氣候政策的因素等不一而足。本次的整合與傳播工作，旨在為一份科學政策報告奠定基礎，該報告已在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召開前分發給各國代表團，以為其在關鍵議題上的立場和論證提供支持，涵蓋高溫適應規劃、全面減緩戰略以及能源轉型礦產價值鏈治理的加強等內容。

Schaeffer R, Schipper E L F, Ospina D, et al. Ten new insights in climate science 2024[J]. One Earth, 2024.

洞見一：甲烷濃度上升的可能原因

近年來甲烷濃度迅速上升，成為實現氣候目標的重大挑戰。甲烷雖為短壽命溫室氣體，但對升溫貢獻已達約0.5°C，主要源于人類活動。自2006年起，其增速顯著提高，尤其是近五年。證據表明，生物源排放（如牲畜、垃圾、濕地）增加以及大氣中甲烷清除效率下降是主因。遙感與同位素技術的進步，顯著提升了甲烷源與匯的識別能力，特別是在識別分散排放和異常事件方面。數據顯示，人為源約占全球甲烷排放的63%–68%，其中化石燃料和農業是關鍵領域。農業雖減排潛力有限，但可通過優化飼料、糞便管理和稻田灌溉等方式進行干預。

圖1. 各來源的年度甲烷排放量（2010–2019年平均） 基于自上而下整合方法（左上）和自下而上整合方法（右上）的估算。中括號表示不確定性范圍。數據改編自 Saunois 等人。圖下方展示了1983–2024年間全球大氣中甲烷濃度的變化趨勢。陰影區域表示用于排放源歸因的十年時間段。

盡管甲烷排放預算仍存不確定性，但當前監測和技術能力足以支撐有效行動。若不大幅削減甲烷排放，全球將難以實現《巴黎協定》1.5°C控溫目標。目前僅13%的甲烷排放受政策覆蓋，行動力度明顯不足?！度蚣淄槌兄Z》為加強治理提供契機，需通過將甲烷納入國家自主貢獻（NDCs）、出臺有法律約束力的法規、強化排放報告機制等舉措予以落實。美國與歐盟的監測項目為典范，而新興的甲烷去除技術則可作為短期補充手段。在氣候反饋加劇自然排放風險的背景下，亟需采取全面、快速且協調的減排行動。

洞見二：氣溶膠排放下降的氣候影響

氣溶膠是空氣污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氣候系統中的關鍵調節因子。過去二十年，全球氣溶膠排放總體呈下降趨勢，特別是在歐洲、北美和東亞，得益于污染控制政策。這些顆粒不僅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也通過反射太陽輻射和影響云降水系統，在工業時代中起到了部分抵消溫室氣體升溫效應的作用。然而，隨著排放減少，這一“降溫屏障”正在減弱。研究顯示，2000至2019年間，氣溶膠導致的負輻射強迫減少了0.1–0.3 W/m2，約占同期CO?輻射強迫增幅的15%–50%，并可能解釋了近年來全球變暖速率的上升。氣溶膠影響具有顯著的空間異質性，其排放地點決定了溫度、降水變化及社會影響的強度和范圍。

圖2. 氣溶膠、相關排放源及遠程效應的最新變化 氣溶膠總量的最新變化（2014–2023與2004–2013年期間平均的差異），以MODIS Terra與Aqua的氣溶膠光學厚度（AOD）觀測量化。

此外，氣溶膠的變化不僅帶來本地效應，還通過大氣環流影響遙遠地區的氣候模式。例如，黑碳等吸熱性氣溶膠雖對全球升溫貢獻較?。s0.1°C），卻顯著改變降水分布。2020年起國際海事組織實施船用燃料限硫規定，導致硫酸鹽氣溶膠排放大幅減少，也可能對2023年高溫事件有所貢獻。雖然氣溶膠減排對健康與可再生能源利用具有積極意義，但其氣候副作用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特別是氣溶膠–云–降水之間復雜交互作用尚未被充分理解。目前政策制定仍缺乏對不同類型氣溶膠氣候效應的區分，區域模型也需更準確地捕捉其在全球變暖和水文循環中的作用。

洞見三：極端高溫導致人類居住性下降

極端高溫已成為全球多地適居性下降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不僅頻率和強度日益上升，還正逼近乃至突破人體熱適應極限。熱浪不僅與死亡率升高和心血管等疾病風險增加密切相關，也對勞動能力、心理健康、生育安全等構成廣泛威脅。尤其在“濕熱”環境中，高溫伴隨高濕度將抑制人體通過蒸發冷卻的能力，造成更高風險。研究表明，健康年輕人靜息狀態下的濕球溫度極限僅為約31°C，高齡、嬰幼兒和慢性病患者的承受能力更低。2024年全球多地已出現致命熱浪事件，包括印度、朝覲地區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低緯度貧困地區已出現超越調溫極限的濕熱事件，基礎設施薄弱使其更難應對。即便在有空調的城市，弱勢群體仍可能暴露于風險之中，顯示熱適應能力存在高度不平等。

圖3. 在不同全球變暖水平下，人口對持續高溫的暴露增加 全球變暖對人口暴露于高溫的比例所產生的影響。

熱浪影響還擴展至糧食安全與生態系統穩定。全球變暖正在將人類逐步推離傳統“氣候生態位”——即13°C左右的年均溫區和約1000毫米年降水區——每升高1°C將有數億人面臨失適居風險。熱浪疊加干旱進一步加劇農業產出下降、牲畜死亡和病媒擴散，在南部非洲、南亞等地尤為突出。然而，當前大多數適應計劃仍依據歷史氣候設定，忽視了未來情景。研究指出，應結合氣候模型預測更精準地部署適應措施，例如提高空調可及性、擴大城市綠地、優化熱浪預警系統等，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濕熱浪高發時代。盡管不同群體存在一定的生理適應差異，但廣泛普及適應性資源、優先保護高風險人群，將是確保全球人類可持續生存的關鍵。

洞見四：氣候變化影響母嬰與生殖健康

氣候變化正對母嬰與生殖健康（MRH）構成日益嚴峻的威脅，特別是在高溫和洪澇等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發的背景下。研究表明，孕婦暴露于持續熱應激與災害性天氣下，流產、早產、高血壓性并發癥和嚴重孕產婦疾病的風險顯著上升。在社會經濟弱勢群體中，風險進一步加劇，尤其是基礎設施不足、職業熱暴露普遍、健康服務獲取受限的地區。高溫還可能通過影響胎盤功能、子宮收縮、脫水、炎癥與基因調控機制等多重生理通路，危及胎兒發育。此外，極端氣候事件還可能造成認知發育異常與代際健康影響。洪水則與妊娠喪失密切相關，影響尤以南亞等依賴地表水的低收入地區最為嚴重。

圖4. 氣候變化對母嬰與生殖健康（MRH）的直接與間接影響路徑

間接風險亦不容忽視。氣候變化削弱健康系統、減少營養與水資源獲取，延緩產后恢復，增加產檢缺失、母嬰聯結中斷與疫病暴露。流動人口中孕婦尤為脆弱，暴露于營養不良、不潔環境與性別暴力等多重威脅。在全球范圍內，種族、收入和教育不平等進一步放大這些影響。目前僅少數國家在NDC中提及MRH，應急之策亟需加強，包括將MRH納入國家氣候規劃，提升公眾與醫護系統應對能力，推廣低碳降溫設施、社區宣傳、財政補貼、熱暴露警示與勞動保護等性別敏感型干預措施。此外，熱暴露之外的風險因素如空氣污染和野火也需納入政策考量，確保全面提升母嬰健康系統的氣候韌性。

洞見五：全球海洋變暖的影響

隨著全球海洋升溫加劇，厄爾尼諾–南方濤動（ENSO）的強度和頻率上升，導致嚴重氣候異常和經濟沖擊。2023年以來的海表溫度刷新多個記錄，即使厄爾尼諾減弱，2024年初海溫仍比歷史均值高0.5°C。最新研究顯示，ENSO引發的氣溫與降水波動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遠超以往估計，1982–83年和1997–98年兩次事件分別導致4.1萬億與5.7萬億美元損失；2015–2016年事件也造成3.9萬億美元損失。這些沖擊具有長期性，反映全球經濟對自然氣候變率的高度脆弱。未來在高排放情景下，ENSO相關損失或達84萬億美元，突顯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拉尼娜對GDP的正向影響微弱，社會適應能力仍顯不足。模型預測顯示，即使在減排路徑下，ENSO強度仍可能增強，表明減排本身不足以緩解相關風險。

圖5. 空前的海表溫度（SST）、厄爾尼諾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AMOC潛在減弱

AMOC（大西洋經向翻轉環流）是全球熱鹽輸送與氣候系統穩定的核心機制，其減弱或崩潰將帶來深遠影響。最新研究顯示，盡管觀測記錄僅約20年，但重建數據和模型已出現“臨界減緩”信號，提示其接近崩潰門檻。一旦跨越臨界點，可能引發北大西洋變冷、歐洲嚴寒增加、撒哈拉綠化中斷、亞馬遜降水減少、風暴路徑變化、區域海平面急升等連鎖反應。盡管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認為本世紀崩潰概率較低，最新研究警示現有模型可能低估其響應速率與臨界性。AMOC演變高度依賴模型準確性，但目前對SST變化、遙相關機制和非線性響應模擬偏差較大，預測結果不一。CMIP6等模型在ENSO和AMOC模擬差異顯著，增加政策不確定性。因此，亟需擴大全球觀測體系、優化模型性能，并將海洋系統不確定性納入風險治理，推動以快速脫碳為基礎的全球適應戰略。

洞見六：保護多樣性以增強亞馬遜的氣候韌性

亞馬遜森林系統擁有地球約10%的陸地生物多樣性和400多個原住民族群，是調節地球氣候與能量平衡的關鍵生態區，其蒸散冷卻效應與碳儲量對全球至關重要。但森林砍伐、干旱、火災、資源開采與城市化等人類活動，已使40%的森林退化，18%被完全砍伐，部分區域甚至由碳匯轉為碳源。近年頻繁的洪水與干旱削弱了生態服務和生產力，增加人類遷徙與社會脆弱性。研究警示，若多重擾動形成正反饋機制，亞馬遜將面臨“系統性崩潰”，其中區域氣候臨界值（溫度、降雨、旱季長度等）分布不均。尤其是溫度極限正將森林推向光合作用效率和生理極限邊緣。在此背景下，“功能多樣性”——不同物種所承擔功能的多樣性——成為維持森林生產力、防止系統退化的關鍵。

圖6. 亞馬遜的生物與文化多樣性增強其對氣候變化的韌性

亞馬遜韌性不僅源于生態多樣性，也深植于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知識、治理與生活方式中，構成“生物文化多樣性”。這不僅關乎物種保護，更關乎系統復原力。原住民通過營造富營養土壤、食物森林等方式提升生態穩定性，其法律參與權與決策權對于維護森林健康至關重要?！吧鐣C生物經濟”模式正成為恢復退化森林與支持本地生計的有效路徑。在欣古河流域等“社會–生態希望點”，原住民知識與科學合作成功推動了對盜伐、偷獵的應對，保護了生計與文化。這類區域展現了融合本地治理與生態保護的可行典范。盡管本地努力重要，但若無全球層面的減排行動與協同合作，極端氣候對亞馬遜系統的復合沖擊仍將加劇。

洞見七：關鍵基礎設施面臨多重氣候壓力

能源、電力、交通、通信和供水等關鍵基礎設施支撐著現代社會的基本服務，但在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背景下，其脆弱性不斷上升。氣候災害以干旱、洪水、高溫、風暴等多種形式沖擊這些系統，可能引發從局部故障到跨系統“多米諾式”崩潰的級聯效應。以能源系統為例，其對水資源、輸電設施及其他服務高度依賴，極易因單點失效而導致全系統功能癱瘓?，F實中，颶風瑪麗亞導致波多黎各80%的電力癱瘓，影響持續數月；東亞年均電力損失已達千億美元級別?；痣姀S亦面臨水冷能力下降風險，到2030年預計損失將達21億千瓦時。上述危機突顯，復合性氣候沖擊與基礎設施間的高依賴關系，已構成不可忽視的系統性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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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關鍵基礎設施風險需從本地到系統層面采取綜合策略。本地層面，可推廣微電網等去中心化能源系統，在極端氣候下保障緊急供電與通信；系統層面，通過智能電網與AI預測提升網絡恢復與運行效率；結構性強化如“電網硬化”可顯著減少自然災害影響。此外，城市綠地、自然基礎解決方案能緩解城市熱島與暴雨壓力，提升生態與社會雙重韌性。然而，僅靠技術不足以應對復雜交互風險，亟需系統性治理框架，將社會不平等、城市規劃、融資機制納入考慮。尤其是邊緣群體所在地區，需加強政策保障與金融支持。私營與公營部門的協作亦不可或缺，不同主體應聯合制定跨系統、跨部門的脫碳與適應性建設路徑，以實現基礎設施應對未來極端氣候的全面轉型。

洞見八：城市中的氣候韌性發展

城市是人口集聚、排放密集和生態壓力集中的前沿地帶，面臨氣候變化帶來的多重挑戰。傳統分割式治理模式難以有效應對復雜風險，易造成資源浪費與適應不公。SETS框架主張將社會、生態與技術因素整合，協同制定城市氣候韌性策略，兼顧發展、減緩與適應目標。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面臨的挑戰各異：快速擴張城市常見非正規住區災害風險與基礎設施缺失，老齡化城市則缺乏恢復力。此外，綠地規劃若未平衡社會公正，易誘發“綠色紳士化”等次生風險。研究表明，目前全球大多數城市氣候行動仍以能效和綠化為主，缺乏系統整合，反映出整合性框架的緊迫性。

圖7. 應對城市高溫的SETS方法

以城市熱浪為例，單一的技術解決方案如空調雖能緩解高溫，但存在高能耗、不公平和次生熱島效應等問題。SETS框架強調多元融合：生態手段如綠地和水體緩解局地溫度，社會手段提升公眾認知與行為改變，技術手段引入智能冷卻與綠色建筑，三者協同方能實現公平與高效。智能技術（如物聯網、AI）正在成為SETS策略的助推器，提升跨系統協同與預警能力。如廣州的協同治理試點，展示了自然系統與人類健康在同一治理架構下的潛力。特別是在低中收入國家，SETS方法能幫助城市更有韌性地應對非正規性、高風險擴張和資源不足問題，推動從“被動防御”向“系統轉型”的真正躍遷。

洞見九：治理能源轉型礦產價值鏈的缺口

為支撐清潔能源轉型，全球對能源轉型礦產（ETMs）如鋰、鈷、銅、稀土等關鍵礦物的需求迅速增長。預計到2050年，部分礦產的年需求將超過全球儲量比例，擠壓資源極限并加劇環境壓力，如礦業廢棄物、水資源緊張、生物多樣性喪失與土地退化。此外，ETM價值鏈呈“全球采掘–區域加工–北方消費”模式，資源豐富的全球南方國家（如智利、剛果（金）、印度尼西亞）面臨生態破壞與社會沖突的集中風險。采礦活動約69%位于原住民或農民土地上，但運營控制權大多掌握在全球北方公司手中，凸顯收益分配不公。當前政策多聚焦供應安全，缺乏對環境治理、公平收益分配和社區參與的系統性安排，易加劇全球資源競賽與地緣政治緊張。

圖8. 應對ETM價值鏈挑戰以實現公正與公平的能源轉型

要實現全球脫碳目標與社會公平，ETM價值鏈治理必須轉向“以人為本”的協作路徑，貫穿采掘、加工、應用至回收各階段。這包括提高勞工保障、環境保護、社區協商、透明度及ESG（環境、社會與治理）規范。強化回收利用、延長產品壽命、推廣替代材料與技術轉讓，是減輕資源依賴與促進循環經濟的關鍵路徑。面對“礦產民族主義”、出口限制和友岸外包等趨勢，全球需協調貿易規則與可持續邊界，推動由聯合國主導的治理倡議。盡管已有多項自愿機制和行業準則，如《負責任采礦保障倡議》《聯合國工商與人權指導原則》等，但仍缺乏一套覆蓋全鏈條、平衡南北利益、應對生態–社會–地緣風險的綜合治理體系。全球亟需推動公平、透明且具韌性的ETM治理機制，確保能源轉型不以犧牲弱勢群體與生態系統為代價。

洞見十：氣候政策的抵制與接受

成功推動氣候政策，尤其是涉及私人能源消費與地方適應措施的政策，必須建立在公眾廣泛接受的基礎之上。從法國“黃背心”運動到全球南方弱勢群體的“沉默抵抗”，都表明若忽視公眾情感和公平訴求，政策將遭遇阻力甚至反彈。研究表明，公眾對氣候政策的接受與否受信任、文化認同、社會規范、經濟條件等多重因素影響，而“公平性”是最關鍵的決定因素。這不僅包括成本和效益的分配是否公平，也涉及決策過程是否透明、包容。在能源轉型等敏感領域，公眾尤其關注政策是否能兼顧社會保障、就業安全與社區參與權。收入回流機制（如將碳稅收益用于減貧或社會投資）被證明可顯著提高政策接受度。同時，公眾對公平的理解多元化，涵蓋對污染責任的追溯、弱勢群體保護和生活自由保障等層面。

圖9. 導致氣候政策接受或抵制的交互因素

要實現真正可持續且具社會合法性的氣候轉型，僅靠技術方案和頂層設計遠遠不夠。應通過包容性治理與地方參與機制，如氣候公民大會，推動民主化、適地性的政策協商。歷史上，缺乏社會保障、生活成本上升、政治代表性不足等因素已使許多群體對新改革產生結構性不信任，女性群體在能源決策中的代表性缺失亦使其抵抗被忽視。此外，相比減緩，適應政策中的利益沖突和抵抗更常被遮蔽，需引起更多關注。不同國家與群體的抵抗行為常具有文化和歷史根源，不應簡單視為“反氣候”行為。相反，這些抵抗可能揭示了被忽視的社會需求與系統漏洞。理解并回應這些訴求，有助于制定更公平、有力的政策，推動廣泛而深層的氣候行動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