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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黎協定》達成10周年和聯合國成立80周年。放眼當今世界，全球氣候治理面臨多重挑戰。世界氣象組織數據顯示，2024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一年，極端天氣事件在全球多地頻發。但與此同時，全球氣候變化談判步履維艱。應對氣候變化將走向何方？

圍繞一系列問題，記者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生態環境部原副部長趙英民。他長期從事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工作，曾擔任過去5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主導中國在氣候大會的前線談判。

△ COP29巴庫大會期間趙英民（中）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左一）會談。

團結協作 積極應對氣候危機

記者：當前，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對人類生存環境造成重大影響。但從《巴黎協定》的第一次全球盤點結果看，離1.5℃目標的實現差距較大。您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未來持何種態度？樂觀嗎？

趙英民：氣候變化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構成了現實且緊迫的危機。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確立了2020年后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強化氣候行動與合作的國際機制安排，明確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勢。國際有關評估表明，如果沒有《巴黎協定》，本世紀末將比工業化前升溫4℃，將對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

我國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簽署、生效和實施，充分展現出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大國擔當。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氣候和公正轉型領導人峰會上的發言指出，《巴黎協定》達成10周年來，全球氣候治理雖然歷經風雨，但“綠色低碳發展終成時代潮流”，并已經取得了積極的進展。各方應該以理性、務實、合作的態度，朝著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方向努力。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已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

當前全球氣候治理面臨一系列挑戰，個別國家氣候政策出現倒退，全球行動與目標之間仍有差距，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已成潮流，不可阻擋，國際社會應全力以赴、團結協作，只要堅持《巴黎協定》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遠早于2050年率先實現碳中和目標，落實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為國際合作創造良好的環境，同時各國進一步落實相關舉措，那么《巴黎協定》所設定的“低于2℃以內，爭取1.5℃”的目標并非遙不可及。

從參與者、貢獻者到引領者

記者：您長期參與聯合國氣候大會等一系列談判和制定相關政策?？v觀這些年的談判歷程，有何感觸？中國在談判中最顯著的變化是什么？

趙英民：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氣候治理，已經由參與者逐步轉為貢獻者引領者，發生了重大轉變。

我參與了多年的氣候談判。締約方大會的議程極為繁雜緊湊，開幕式各國首腦云集，兩周的會期最后常常延期結束，各方談判代表最后階段的談判磋商更是通宵達旦，連續二三十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不眠不休，這足以體現出談判激烈程度及各方對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的高度重視。

在這一進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隨著我國綜合實力日益增強，中國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行動逐漸獲得各方認可，中國的立場主張也越來越得到各方肯定，逐漸成為氣候談判中的關鍵角色。

特別是在談判陷入僵局的關鍵時刻，中國越來越多地作為“調停者”和“建設者”角色出現，在堅持原則的情況下，積極去尋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2024年11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幾近失敗。大會主席當時找到我們，希望中國發揮調停作用。在堅持中國“紅線”的前提下，我們和各方積極磋商。我們懇切地提醒道，“大家是寧愿沒有結果，也要一個完美的結果，還是說我們今年達成一個目標，以后繼續努力？”在中方斡旋下，各國逐步認識到，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包括資金等關鍵議題在COP29達成協議，不僅影響到本屆大會的成敗，而且影響到《巴黎協定》下多邊合作進程的方向。如若達不成結果，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給全世界釋放一個錯誤信號——證明某些國家“退群”是對的，這個機制成不了事——而這將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巨大挫折。

最終，大會達成了“巴庫氣候團結契約”的一攬子平衡成果，特別是達成了2025年后氣候資金目標及氣候融資安排。中國代表團的努力和付出受到主席國及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COP29首席執行官稱：“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綠色轉型的主要驅動力”；BBC報道稱“中國是會場唯一的積極因素”。一位來自其他國家的部長對我坦言，沒有中國，COP29就失敗了，而這將是我們所有搞氣候變化的人的失敗。

所以，現在國際上涉及氣候變化的談判，基本都會邀請中國參加，或者先與中國“對表”磋商。這種影響力是無形的，也是有形的。早些年，中國代表在參加國際會議時，很多人都不認識。而現在，每當我們從會場走過，就會有其他國家談判代表團主動打招呼邀請我們合影、給我們點贊。

這背后也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和信任——大家都在心里覺得中國人是比較講道理的，是建設性的。中國堅定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總是會在大會陷入僵局或發生分歧時給出建設性解決方案，努力尋找“最大公約數”。

更重要的是，我們重信守諾，積極落實國家自主貢獻，贏得了別人的尊重。在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造成了很大沖擊這個背景下，中國明確宣布，中國實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氣候政策不會變，氣候行動不會放緩，中國將始終保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戰略定力，并不斷以實實在在的行動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在關鍵時刻為全球協力應對氣候變化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 這是3月21日在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康克魯斯瓦格附近拍攝的冰蓋（無人機照片）。格陵蘭冰蓋是僅次于南極冰蓋的世界第二大冰蓋。近年來，受氣候變化影響，格陵蘭冰蓋裂縫發展速度加快。這可能會導致格陵蘭冰蓋冰損失量增加，推動冰川向海洋移動，加劇海平面上升。新華社記者 趙丁喆 攝

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

記者：在美國“退群”的背景下，您如何理解我國致力于應對氣候變化、全面推動國家自主貢獻的原因？這樣是否會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

趙英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

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應對氣候變化本身是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氣候變化是當前人類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已被大量觀測和研究所證實。就我國而言，我國溫升明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多發頻發和各種不利影響，已經成為我國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面臨的重要風險。同時，不少環境污染物，特別是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排放同根同源，應對氣候變化為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提供治本之策，可實現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事半功倍。

二是應對氣候變化是實現我國高質量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抓手。在我看來，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是“脫胎換骨”的過程，這個關口要過不了，就實現不了中國夢，實現不了現代化。

大國競爭就如同拉力賽，除了比駕駛員體力之外，更主要的是比拼車的效率。跑同樣里程、同樣速度，如果車耗油多，假以時日，就需要進站加油，就會落后。

目前我國單位產出的能源資源消耗量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有關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單位GDP能耗相當于美國的2.2倍、日本的2.6倍，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將越來越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因此，綠色低碳轉型就是讓我們可以繼續保持快速接近他們，并有保持高速前進的續航能力。

特別要強調的是，應對氣候變化還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勁的新動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是當今時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發展領域，我國在這方面的潛力相當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蔽覀兛梢钥吹?，在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目標引領和政策推動下，我國綠色低碳產業蓬勃發展，孕育了經濟增長新空間，甚至實現“彎道超車”。比如，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10年保持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已經成為我國電力新增裝機和新增發電量的主體，風電、光伏裝機突破14億千瓦，穩居世界第一。通過綠色低碳轉型，我國正在實現發展“含綠量”和生態“含金量”的同步提升。長遠來看，實現“雙碳”目標將創造百萬億級的投資需求，催生巨大的市場機會，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三是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國引領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平臺。近年來，即使在疫情影響、世界經濟低迷、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等嚴峻形勢下，氣候變化仍是全球治理優先議題，是大國博弈、合作共贏的平臺、抓手和關鍵，也是元首外交的重要內容。多年來，我國積極建設性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多邊進程，已經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全面提升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記者：目前我國與西方某些大國在談判中的核心分歧是什么？您認為未來應對氣候變化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趙英民：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中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一直有三個堅持：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目標和原則；堅持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定位；堅持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雙碳”目標不動搖。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歷史責任和現實能力存在客觀差異。當前，發達國家氣候行動距離其所承諾的目標仍存在差距。一是個別國家在氣候問題上“開倒車”，為氣候多邊進程帶來不穩定因素；二是在資金問題上，發達國家承諾的1000億美元目標一直實施不力，新承諾的3000億美元落實方案尚待明確；三是單邊貿易措施抬升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成本。有研究顯示，若推行逆全球化的貿易政策，到2030年光伏組件價格可能上漲約20%—25%。

當前，全球氣候變化多邊進程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需要各國堅定信心，強化落實，深化合作。我們也希望并相信發達國家能夠承擔起自身責任和義務，保持氣候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率先大幅減排，兌現出資承諾，停止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措施，與“全球南方”一道堅持維護多邊主義，持續促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的實施，加強氣候變化國際合作。

記者：目前我國適應氣候變化工作體系還存在哪些需要改進和加強的地方？下一步應如何完善？

趙英民：我國是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升溫速率明顯高于全球同期水平。預計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全球變暖的趨勢仍將持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的頻次和強度仍將進一步增加，氣候變化不利影響和風險的廣度和深度也將進一步擴大。如何完善適應氣候變化工作體系、提升適應氣候變化能力、防范化解氣候風險是當前面臨的重大挑戰。

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三方面：一是風險評估體系尚不健全，對氣候變化直接和間接威脅自然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廣域性和深遠性的認識亟待提升。二是政策行動體系有待加強，對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視程度和行動力度仍不足以有效防范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和風險。三是支撐保障體系亟待強化，氣候變化年代際預測、影響風險評估等相關理論研究及技術研發相對薄弱，知識和經驗供給仍不充分，各方面保障力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適應氣候變化工作體系”。下一步，一是要進一步強化適應氣候變化統籌指導和跨部門協調，形成共同適應氣候變化的強大合力。二是要進一步加強氣候變化影響和風險評估，提高全社會對氣候風險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認識。三是要把適應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國土空間規劃，著重強化重點領域和區域的適應行動力度。四是要建立適應成效評估反饋機制，形成風險行動反饋的全鏈條適應工作體系。五是要加強適應氣候變化支撐保障，強化資金保障、科技支撐和人才隊伍建設。

文字編輯：王碩

新媒體編輯：石偉強

審核：李木元